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所谓“二月逆流”，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初期对林彪一伙倒行逆施的正面抗争。现在毛泽东对它的正义性质作出肯定的评价，无疑是解除了几年来一直压在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次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谈话中他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在“文革”中，仗义执言的陈毅屡遭批判，是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典型代表之一。毛泽东出席他的追悼会，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事情，给了所有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从此以后，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申诉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他们有的要求解除监禁，出狱治病；有的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更多的则是要求弄清问题，作出结论。对于这些来信，毛泽东大多及时地作出了批示。据粗略统计，仅在1972年一年间，他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30件。对一般高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上。突出的如1972年底，他根据毛泽东对刘建章一案的批示精神，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戌区，对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所说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都需列举出来，宣布废除，如有再犯者，当依法惩治。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交办、北京市负责审理的100多人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
毛泽东这一时期“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批语。陈云在“文革”中被解除了除中央委员之外的一切领导职务。1972年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并在春秋季节到外地作些调研工作。毛译东次日阅信后即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请中央商定”。8月3日，邓小平也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并写了一个较长的批语，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并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12月，毛泽东又3次同中央政治局等方面的同志谈到邓小平复出的问题。至12月22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决定的通知，使邓小平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邓小平的复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也表明要结束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还必须依靠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5年1月5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四届人大重提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确认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意味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已遭破产。不久，邓小平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邓小平的复出和领导全面整顿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感到无比振奋，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获得平反、“解放”的希望，开始不断地向毛泽东、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形成了继林彪事件之后又一轮较为集中的申诉。从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来看，这一时期“解放”干部的层面更加广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批示要求解决的既有过去几经申诉而未解决的案件，也有林彪事件之后发生的新的案件，其中包括康生、江青一伙蓄意制造的冤假错案。第二，批示应于“解放”和任用的人物除一般高级干部外，还包括像华罗庚、乐天宇、姚雪垠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涉及林彪一案的普通工作人员。第三，批示涉及的领域不仅有党政军各大系统，而且延伸到文艺、教育等部门。突出的是对“周扬一案”提出了“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的处理意见。周扬在“文革”初期被错误地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一大批文学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因此而受到牵连。自毛泽东7月2日作出上述批示后，不出半月，专案办公室即递交了处理情况报告。报告中讲，此案被关押、监护的人员，均已释放，其中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等20人被“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第四，与林彪事件后对一些人物或案件的批示内容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批示的态度更为明确，内容更加具体。
“解放”老干部，其目的是为了任用老干部。因此1975年前后，有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回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突出的如叶剑英担任了国防部长，余秋里担任了计委主任，谷牧担任了基建委主任，周荣鑫任教育部长，万里任铁道部长，张劲夫任财政部长，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还同邓小平一起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共同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不仅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积蓄了干部力量，作好了组织准备。后来，正是他们这样一批在“文革”中历尽磨难、坚持抗争的领导于部，在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地总结历史，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摘自《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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